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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仲平_马克龙连任可能性大,中欧谁也改变不了谁丨新春观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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虎年新春之际,直新闻推出特别策划《新春观察》,约访多位知名国际关系学者,与您共度知识年。在百年变局与世界疫情相互叠加,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当下,我们将迎来一个怎样的新年?又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新一年呢?《新春观察》第五期,带来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、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冯仲平的专访。专访由直新闻驻京记者站记者唐萍采写。

【直新闻按】

“2022年必须是欧洲的转折之年。”马克龙在新年前夕的全国讲话中说道。今年元旦,法国成为新一任欧盟委员会轮值主席国。4月,法国国内将迎来总统大选。几个月前,德国在去年告别了执政16年的默克尔,新一届政府由三党组阁形成。欧盟两大引擎国接连大选,会带来哪些影响?中欧关系面临哪些调整?欧洲会如何卷入台海局势?2022年中欧关系的机遇与风险又有哪些?

带着这些问题,我们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、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冯仲平。冯仲平还是《欧洲研究》主编、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,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、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,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

访谈当天,我们来到位于北京建国门的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,冯老师把我们引进一间会客室,房间名牌上写着“欧罗巴”。其实,欧洲就是欧罗巴洲的简称,名字源于希腊神话的人物“欧罗巴”。在这间“欧罗巴”会客室里,到处可见欧洲元素,欧式的沙发、地毯、壁炉、《最后的晚餐》画作、橱柜里的英式下午茶茶具、红酒,以及最醒目的,中国和欧盟的旗帜。

访谈就在这个“欧罗巴”式的地方开始。冯老师谈到从苏联解体引发的东欧剧变,再到前几年的英国脱欧,“欧洲”这个政治概念一直在变化。在德国大选尘埃落定后,法国大选的走向继续吸引全球注意,今年大选比上届更精彩,出现了几位特朗普式的中右翼、极右翼候选人。不过,冯老师预测,由于法国是保险的两轮选举制度,马克龙大概率会连任。值得注意的是,欧洲现在处于一个政治碎片化的过程,左右翼交织。对于美欧关系与中欧关系,冯老师认为,欧盟强调的“战略自主”,不仅仅是针对美国,而是想不依赖任何大国,也包括减少对中国的依赖。在中欧博弈的过程中,冯老师反复强调“求同存异”,中欧谁也改变不了谁,但谁也不想把中欧关系搞砸。

以下为专访全文。

冯仲平(左)与直新闻驻京记者唐萍

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唐萍:首先想请您分享一下,当初是怎么跟欧洲研究结缘的?

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、中国欧洲学会会长 冯仲平:研究欧洲的起因是我在英国读硕士、博士,回国以后自然把我分配到了当时还不是研究院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西欧研究室。当时命名为“西欧研究室”,是因为现在我们说的中东欧,当时实际上是在俄罗斯、中亚这一片的。各个单位都有俄罗斯中亚研究所、东欧研究所,西欧就是指法、德,包括英国等,后来才都改名叫“欧洲研究所”之类,一晃也二十多年过去了。

唐萍:您经历了苏联解体,欧洲的概念变了,现在英国脱欧后,欧洲的概念又变了是吗?

冯仲平:真是这样。你知道苏联解体后很大一个事,那些中东欧国家陆陆续续重返欧洲,实际上就是重返西欧。地理概念上,当然西欧是西欧,东欧是东欧,但实际上,东欧的政治概念消失了,西欧把他们给接纳了。西欧有个欧共体,后来就是欧盟,所以欧盟东扩,中东欧国家重返欧洲,就把欧洲的整个概念变了,原来我们讲西欧这些都变成欧洲了。

其实还有好多人说欧盟的时候,就用欧洲这个概念,欧盟实际上不包括整个欧洲国家,但是现在大家都觉得,欧盟就是欧洲的代表。我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时候,在欧洲所担任过所长,这个所也是专门研究欧洲。我见证了当时研究中东欧的学者,从另外一个研究室加入到我们当时的西欧研究社,后来改名叫欧洲研究室。到社科院(欧洲所)后,这就是一个覆盖全部欧洲的“国家队”了。

唐萍:聊完英国我们再聊法国,法国进入大选倒计时了,您认为马克龙还能连任吗?

冯仲平:马克龙连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。其实2017年可能是最关键的一年,上一次大选,当时大家问的很多问题比现在要尖锐多了。勒庞当时被称为“女特朗普”,因为2017年那年特朗普上台,正好法国同年大选,而马克龙是一匹黑马,他不是黑天鹅,是一匹黑马,以前谁都不认识马克龙。马克龙在2017年大选前不到一年的时间,筹集了一个严格意义都不能算的一个政党——前进党,你看这像个党吗?他匆忙参加大选,结果获胜。五年后,法国又要大选,人们又开始关心马克龙的竞争者们,所以这次马克龙面临的挑战也比较大。

玛丽娜·勒庞

法国选举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选举有个很大的区别,就是法国举行两轮选举,他们认为,两轮选举是安全的、保险的。像美国那样,特朗普一下子就当选总统的情况,在法国不会存在。特朗普如果在法国选举,那么可能进了第一轮,第二轮也会落选。

之前雅克·希拉克(法国前总统)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当时希拉克和勒庞的父亲PK,第一轮谁也没胜,第二轮两个人都进了,之后希拉克大胜。2017年的法国大选也是这样的情况,当时是马克龙对勒庞。今年估计法国很少有(候选人)第一轮选举就能获得超过50%的选票,如果超过50%就直接胜选了。在这种情况下,候选人就会进入第二轮真正的PK。法国人一般不会让极端的候选人在第二轮胜出。

这次竞选比上次看点更多一点,因为这次共和党(法国的中右翼政党)是个传统政党,它的候选人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。极右翼的候选人不仅有被称为“女特朗普”的勒庞,还有一位被称为“法国的特朗普”的埃里克·泽穆尔。

埃里克·泽穆尔

这种民粹主义势力在西方比较普遍,还有极左翼的。所以我个人感觉,马克龙连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。

唐萍:现在欧洲的右翼势力是不是慢慢超过左翼了?

冯仲平:前几年极右翼和极左翼的民粹等极端势力在欧洲大行其道,影响也比较大。但是这几年似乎大家也看到,民粹的一些极端理念、极端的政策、极端的做法,解决不了欧洲国家的问题。就像特朗普也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。

但是我们也不能说风向就完全逆转了,我觉得,欧洲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交织状态。总的一个印象就是,政治碎片化。在过去,一个国家没有那么多政党出来参加选举,像德国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国家,长期是两个主要的政党,但是德国的情况很有意思,两个政党经常搞联合政府,这在别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。但这次是历史上第一次,由三个政党联合执政,成本很高。德国大选刚刚落下帷幕,德国新总理舒尔茨实际上首先要把他党内的各方稳住,然后再和其他两个执政联盟的伙伴,在内阁内周旋。实际上,现在德国新政府还处于一个过渡磨合期。

唐萍:意思是德国政府首先要内部统一了,才能够对外展开政策是吗?

冯仲平:没错,磨合的过程是很长的。

唐萍:那随着德法这些欧洲主要国家都大选后,您对接下来的中欧关系有什么样的研判?

冯仲平:中欧关系肯定有一些内在的规律性,有内在的动力,当然也受到外部的影响。你刚才说得非常好,也受到欧洲整个国内政党的变动、思潮的影响。民粹主义肯定有影响,政党的变动也很重要,会导致政府的更迭,一个新政府上来以后会有一些新的想法。像德国绿党领导人担任了外交部长,自民党领导人担任财政部长,这些重要的部门都有一些新人上来。舒尔茨在上届政府担任过财长和副总理。

至于对中欧关系的影响,现在确实是机遇和挑战并存。挑战是很明显的,主要是欧洲现在普遍接受了对中国的新定位——合作和谈判伙伴、经济竞争者、制度性对手,这三重定位对中欧关系的负面影响比较大,所以中国不太喜欢欧盟这样来定位我们。

我们觉得,如果有分歧,我们可以求同存异,可以有健康的良性的竞争,这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。中国不可能永远是20年前、30年前的中国对吧?我们的经济有很大的活力,我们的企业竞争力增大,这应该是个正常的过程。如果在公平的竞争状态下,我们也可以接受合作,当然这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事。

我自己最近几年一直在思考,我们可以不喜欢欧洲这样对我们的定位,但是我们也得思考怎么应对?首先是要面对,我们要探索如何以对话代替对抗,因为制度性对手里面有很多对抗的因素。以合作对冲竞争,大概我们有一些思路在里面。当然中欧关系有个特点,欧洲有很多国家,每个国家对中国的想法也不完全一样,欧洲尽量想统一,挺难的,这也会反映在中欧关系中。所以实际上对欧洲的很多国家,至少我们可以把关系搞紧密一点,能够减少一点对华比较强硬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。

唐萍:就像我们一直说,“欧洲不是铁板一块”。您刚才说,欧洲的对华战略受到一些外部因素影响,包括对华定位“三分法”,欧洲提出之后美国也提了,拜登上任时就强调,要修复跨大西洋伙伴关系,现在拜登执政一年了,您觉得欧美关系怎么样?

冯仲平:欧美关系总体上是走近了。我们对照特朗普执政的4年,闹得欧洲鸡飞狗跳,所以特朗普这4年中欧关系没有走近,欧洲人至少觉得,中国还是我们需要合作的一个对象,反而那4年欧美关系比较紧张。拜登一上台,这个氛围变了,拜登在欧洲很有影响力,当副总统的时候,民主党就和欧洲的理念相近。所以拜登上台,欧洲对美国的期望值比较高。拜登一选举成功,还没有入主白宫,就发表了一个正式文件,谈大变局下,怎么搞好欧美关系,这都是一些示好的表示。

但欧洲也是很现实的,其实拜登一上台,欧洲人就想,到底拜登是个常态,还是特朗普是个常态?这个问题很有意思,如果拜登是个常态的话,特朗普的4年是个例外,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提出来,他们就觉得,拜登也有可能是个例外。特朗普4年以后还会再回来,那可能才是美国的常态。所以现在,欧洲人越来越担心,拜登只是短暂执政4年,下次大选,特朗普本人,或者是新的特朗普又卷土重来。总而言之,美国的特朗普主义常在,这对欧洲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事儿。所以欧洲一方面要与拜登政府加强合作联系,同时也要做第二手准备。

再加上去年,拜登有些事情也没处理好。从欧美关系这个角度来看,一个是阿富汗撤军的事,第二个是AUKUS(美英澳“三边安全伙伴关系”)以及引发的澳大利亚核潜艇风波。这两件事情,尤其把欧洲最重要的一个国家,我们刚才谈到的法国,给搞急了。马克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,他脑子转得也比较快,他一开始很生气,后来给台阶就下了。但是我不相信马克龙本人和他身边的人,对这个事情就此翻篇了。

其实马克龙一直讲,我们要战略自主,最近讲得更多了。今年上半年,法国是欧盟的轮值主席国,这上半年是欧盟加强战略自主的重要机遇期。其实法国代表了一些欧盟国家,他们对美国,不论执政者是拜登还是特朗普或是谁,已经没有太多的幻想了。当然他们意识形态、历史文化相同的一些东西改变不了,但是法国经历了特朗普时期,看到了阿富汗的事情后,也意识到美国并不可靠。

特朗普主义就是美国优先,美国优先就是欧洲靠后,美国人提出要重返“印太”,重返亚洲。欧洲人就认为,美国是不是要离开欧洲?但是话又说回来,拜登上台以后,有一个重要考虑,就是拉欧洲对付中国。所以中欧关系中,有一些变化是欧洲人自己的变化,有一些是外力促成的。

所谓的外力促成就是拜登政府有些是一拍即合,有些是推动的、施加影响的。比如“制裁(中国)”的问题,我觉得是欧洲一部分力量和美国联合,当然美国也推动了,但是欧洲也有一些反华势力。

唐萍:刚刚您提到了欧盟越来越强调自己的战略自主,您认为它到底能多大程度上实现战略自主?

冯仲平:我们不要从字面上理解战略自主,我觉得它更重要的是一个目标,而且是一个长远目标,这个目标要实现很难。说到战略自主,其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,欧洲防务能独立吗?防务独立是更加遥远的事,欧洲人要把防务自己承担起来,我看那是一场大革命,从二战后,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外包给美国了,名义上是北约,北约是谁?北约是美国。所以欧洲应该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了,但是这将是漫长的过程。有防务的自主独立,才能有外交各方面的独立,对吧?我觉得他们现在说的战略自主,减少对美国的依赖,这对欧洲来说已经是了不得了。

唐萍:欧盟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,那会对中欧关系又产生什么影响?

冯仲平:这个是比较复杂的,欧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,它的战略自主还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。所以它的战略自主不仅仅是针对美国,它是针对大国的。不能说我对美国不依赖了,我依赖别的国家,那也不叫战略自主。总体上来说,我们中国还是支持欧洲搞自主的,这样的话,它就不一定要跟随美国起舞了,也符合我们中国说的,多极化世界发展趋势。

实际上,欧洲也有好多人认为,这个世界肯定是多极化,当然他们也把自己作为一极。但实际上我觉得,这个世界好像不应该是中美两极的那种,就像冷战时期的苏联和美国一样,我也认为是一个多极的发展趋势,欧洲、俄罗斯、中国、美国、还有印度这些国家,长远是个多极化趋势。

唐萍:我们看到中欧关系出现了一些杂音,比如说像立陶宛这样的小国冲到了挑动“台独”的前线,您怎么看涉台因素对中欧关系造成的影响?

冯仲平:台湾问题上,一个中国原则是我们和其他国家有一个正常关系的政治基础。其实别的国家心知肚明,他们都知道和中国建交,和中国发展关系得有这个基础,基础动摇了,就是地动山摇,这关系还怎么保持下去?我们和立陶宛就是这个情况,我觉得中国的回击和反制是完全对的,这样其他国家也看到了,在一个中国原则上中国不可能妥协。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,中国怎么能妥协,怎么让步?经济利益等一些问题上我们可以谈,但是这个问题不能谈判,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在正确的一边。但是立陶宛这个事儿比较麻烦,它现在是欧盟的一个成员国,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和整个欧盟的关系,这些我们需要考虑。

唐萍:对于这样的冒头小国,我们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?

冯仲平:我觉得尽量从双边关系来处理立陶宛,不让它扩散到整个欧盟。我们希望把问题基本管控在双边关系上,不让它影响到中欧关系。但是难处在于欧盟是负责整个中国和欧盟成员国的贸易,政治和其他关系则是立陶宛自己做主。比如说英国脱欧以后,它可以和别的国家签自贸协定,但在以前是不行的,挪威、冰岛可以和我们签自贸区,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行?因为挪威和冰岛不是欧盟成员国。立陶宛加入欧盟了,这是一个麻烦事,我们和它的一些经济往来,会影响到整个欧盟和我们的关系。现在最棘手的是,立陶宛找欧盟背书。中国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两家的事儿,欧盟追求的姿态是要团结,立陶宛是欧盟的一个成员国,是这个大家庭里的一员,欧盟说要帮助立陶宛。这些表达我们也听到了,但是欧盟究竟怎么做,比如说欧盟要讨论“反胁迫法案”,这都是比较复杂的。

唐萍:所以棘手在这,您刚刚也说了,一个中国原则是我们的底线,那怎么办呢?

冯仲平:欧盟愿意因为一个立陶宛把整个中欧关系搞坏吗?我们不想因为立陶宛把中欧关系搞坏,欧盟也在想,愿意为一个波罗的海的小国家、欧盟的一个小成员国——当然咱不是强调它小,就只是欧盟的一个成员国,而把其他26个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搞坏了,你说欧盟的决策者他们愿意吗?所以双方还有好多空间,我们可以做工作,可以互动。

我现在担心的是,疫情下,不仅是中欧,整个世界面对面的交流,现在很难了,但是(面对面交流)是不可取代的。我们要想办法加强沟通交流,仅靠视频有些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我们要在线下加强互动,所以我们期盼疫情能够早一点结束。

唐萍:最后请教您一个问题,在2021年,欧洲以中国香港、新疆等存在所谓“人权”问题来制裁中国,您认为这种人权议题对2022年的中欧关系会带来什么影响?

冯仲平:求同存异的一个原则,当然这是中国提出来的,实际上,有时候欧盟搞制裁,它就不是求同存异了,但是我觉得从我们的立场来讲,我们还是要尽量和欧洲人在意识形态上要求同存异,因为谁也改变不了谁。

唐萍:所以您觉得我们也不应该过多去指责人家?

冯仲平:你可以说人家,但是你改变不了他。我的意思是,欧洲人也得理解我们中国有中国的国情,我们有我们的治理,这么大一个国家,我们的历史、我们的文化,我们有很多具体的问题。我们现在认为我们的道路、制度是最符合我们中国发展的。如果我们不是这套制度,我们国家怎么能取得这些成就?这在他们这些国家是几百年(才能实现的),而且他们还是靠别的办法,我们是和平崛起,西方怎么崛起的?他们第一桶金怎么来的?所以说,在这些问题上,我觉得最好是求同存异。

但求同存异不是那么简单的,我们要多交流,说说我们的情况,他们说说他们的情况。第二个就是要和平共处,我注意到,和平共处不仅是我们和美国要这样做,我们其实和欧洲也要坚持这个原则。习主席在2020年就提出来,说我们和欧洲要和平共处。

唐萍:那我们要怎么应对这种中西方价值观博弈呢?

冯仲平:那就斗争嘛。比如你对我制裁,我就反制裁,我不可能让步对吧?去年3月不就是欧盟制裁我们,我们反制裁它们,这样的话它就知道了,中国也不是好惹的,这个时候这种问题你不能退让了。

唐萍:我们是想反制裁,可是我们也不想把欧洲推远是吗?

冯仲平:所以也是一边斗争,一边发展关系,我们也不是完全地和欧盟掰了。

记者 | 唐萍,深圳卫视驻京记者

编辑 | 俞哲旻,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编

专题统筹 | 曾子瑾,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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